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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熊彼特创新理论的逻辑，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正是一个恰当的机制，在制造业比较优势弱化、企业竞争加剧的条件下，通过让低生产率企业退出甚至死亡，让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进人乃至扩大，促进整体生产率的提高。

1500年时，从全世界看，人均GDP东方和西方的差别也不是很大，但是从1820年开始，差距逐步扩大。自然科学总体上讲是不断进步的，今天发表的论文比过去的要正确，所以自然科学家不需要看几百年前的研究成果，只看现在发表的东西即可。

新古典增长理论存在什么问题呢？ 第一，这个理论假定技术是外生的，就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没有考虑什么因素推动了技术进步。最简单的生产函数只包括劳动和资本两种投入。市场不是自然存在的、谁都可以看得见的。现在全世界平均一个人至少有三台电动机。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国家经济政策误导太大，很多国家都是按照这套理论来管理经济，所以问题越来越多。

市场是被发现、创造出来的，企业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发现市场、创造市场。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怎么理解经济增长？他的著作《国富论》，英文全名直译过来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研究的是一个国家怎么变得富有。第五部分从一般和特殊两方面阐释稳定制造业的意义，并揭示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

鉴于这些结论以唱衰为特点，笔者称其为克鲁格曼一扬诅咒(蔡防,2019a)。那些制造业比重下降具有水到渠成性质的国家，在制造业比重由升到降的转折点上，人均GDP已经达到高收人国家的标准，农业占GDP比重降到很低的水平;在比重下降之后，制造业实现了升级换代，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加快提升，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其中很多国家至今保持着发达的制造业大国地位。根据许多经验研究，日本在人口红利消失和比较优势变化之后，未能充分发挥创造性破坏的作用，造就了大量僵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却依靠保护和刺激政策人为推动了资本深化。那么，是否制造业比重应该永远处于上升的过程，或者可以稳定在一个高位不再变化呢?从宏观层面对各国的制造业比重进行观察，例如，在图4中汇总并展示的面板数据关系中似乎并不能得出什么直接且确定的结论。

因此，需要观察制造业和服务业各自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及其变化趋势。(2)制造业是通过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中枢环节，因而也是新的产业、行业和部门得以衍生、扩张的温床。

在他的分析逻辑中，企业家的职能便是从事创新活动，他们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既是在经济衰退时保持自身生存的必须选择，也从衰退时期被淘汰企业那里得到赖以重新组合的生产要素(约瑟夫·熊彼特，1990,1999)。与此同时，由于工业部门仍然只占较小的比重，虽然呈现高度的劳动密集型特点，创造的就业机会却仍然有限，仅吸纳了全部劳动力的22.7%，因此，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传统服务业就业，服务业劳动力比重为42.8%，劳动生产率高达工业的92.1 %。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创新，具体体现为引进新的产品或产品特性、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拓新的产品市场、获得或者控制新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以及通过垄断或打破垄断执行新的组织方式(约瑟夫·熊彼特，2009)。相应地，制造业的稳定和发展自身就是一个由大至深到强的产业演进过程，是比较优势过早丧失、制造业比重早熟型降低这一现象的替代情景。

为什么这种低效率经营和僵尸企业还能够存在，何以人们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呢?一个原因就是，靠着保护和补贴，或者刺激政策造成的宽松流动性，企业可以获得低成本资金，资本的价格相应受到扭曲，从而造成一个暂时性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假象。例如，根据Kuijs(2010)的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1994年的46.9%降到2005-2009年的31.8%，并预计将进一步降低为2010-2015年的28.0%。深化资源重新配置以提高生产率的过程，既有利于稳定制造业比较优势从而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也可以为未来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扎实的生产率基础。在正确的激励信号下，制造业劳动者也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劳动技能和就业适应力提高自身就业的稳定性，通过工资的增长分享生产率提高的成果，由此便形成不断扩大的中等收人群体。

然而，当这种克鲁格曼一扬诅咒被中国经济长达数十年的杰出表现证明破产之后，克鲁格曼却给自己打圆场，称中国经济以前实现的高速增长靠的是刘易斯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而随着这种源泉的式微，中国要想保持经济继续增长，除了转变增长模式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之外别无他途。不仅投资品主要由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提供，居民消费的物质产品如衣食住行也大部分依靠制造业产品。

首先，生产率趋同的过程同时也是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与此同时，制造业也通过自身提出的需求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离和发展，成为创造新的提高生产率空间的产业基础。

中国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仍然巨大，也就是说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十分显著。一方面，人均收人略高于该组平均水平，国民经济和三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显著地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转移不充分和统计口径的因素，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显著高于晚期人口红利组平均水平，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和服务业的程度，以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的程度，也比该组平均水平表现得更为显著，见表1。然而，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也的确意味着与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时代相比，未来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显著缩小了，难度明显加大了。下面选取几个较典型的国家进行比较，从中进一步领会应该吸取的经验和教训。虽然人们并不认为两者之间必然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却通常会假设两者之间至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对1978-2015年中国经济整体劳动生产率(劳均GDP)提高进行分解后发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自生产率提高分别贡献了13%,32%和11%,相加后的总贡献率为56%，而劳动力从农业向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的转移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其余44%的贡献(蔡防，2017 ) 如图3(a)所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就业增长就不如第三产业就业增长那样强劲;随着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弱化，在2012年以后第二产业就业处于绝对数量减少的态势，对比之下，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增长很快〕从图3(b)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大幅度高于第三产业，而且呈现出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

这方面，既不无典型又相当极端的例子是美国经济学家扬(Alwyn Young)和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针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判断。在2004年中国跨过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较高。

其中，无疑既有科学的分析，也不乏矫枉过正的诉求，甚至地缘政治的考虑①。在笔者以往的研究中，着重论证了人口红利并非只表现为劳动力充分供给这一个独特的增长因素，而是体现在增长理论所关心的所有主要增长因素上面，其中自然也包括生产率的提高(Cai ,2015)。

更严谨地说，如果制度安排恰当，参与其中的市场主体或者明显受益，或者至少不会受损。制造业比重下降和出口相对减少，都是这个产业相对于国民经济整体增长速度减慢的结果，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则是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到达峰值之后，劳动力持续短缺导致的单位劳动成本上升。

然而，这个加总的常态结构模式显然远远不足以涵盖内容丰富的各国发展经验。因此，制造业的稳定发展，并借助价值链的深化广泛参与世界分工，有利于促进和维护经济全球化。(4)制造业是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产业依托。其次，以各产业的相对份额，如三个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特征。

自从以索洛(Robert Solow)为代表人物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占据主流地位之后，人们一方面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看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存在，因此，一致认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①。因此，从生产要素流动的方向，即是否遵循生产率由低到高的方向流动，可以判断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是否健康，生产率是否可以预期得到不断提高，进而得出经济增长是否长期可持续的认识。

于是，只需转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模式，经济增长自然可以持续。这时，非农产业各部门之间的要素流动，无论遵循何种方向都是合理的，不会大幅度损失整体劳动生产率。

其次，从国民经济层面观察单位劳动力创造的GDP通常不会看到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趋势〕这是因为，即便资源重新配置具有降低生产率的效果，也并不排斥总体劳动生产率仍在提高。以人均GDP标准来判断，许多此类国家迄今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可见，在短期内不能改善人力资本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的确可以通过加快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在统计意义上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在二元经济发展特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可以被推迟，因此，直到经济中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资本形成始终可以对经济增长做出重要的贡献。第四部分对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条件成熟度进行分析，尝试在描述现象的同时概括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首先，把世界银行分组的人均GDP水平，以及效果大体相同的人口转变阶段特征作为发展阶段特征。

其次，当主要观察人均GDP在 10000美元以上国家的情形时，规律性变得明朗了许多，此时仍可以忽略那些数量不在少数的极端值，而进一步集中观察那些高密度聚集在一起的国家。在这一情景下，呈现从人口机会窗口期制造业比重持续提高、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演进到稳定制造业比重、深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至为产业不断创新、升级换代并塑造大国重器创造条件的完整历程。

五、为什么需要以及如何稳定制造业 产业结构的演变遵循从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经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进人现代经济增长，最终进人后工业化社会这样一个轨迹，曾经为人们广泛接受。第三部分把这个生产率提高的路径概括为熊彼特过程和库兹涅茨过程，并揭示在中国经济传统比较优势消失后这两个过程显现的逆转及其产生原因。

可以说，该理论迄今在帮助人们认识现实中的增长现象，特别是理解增长源泉构成及其变化方面发挥着主流作用。许多曾经取得制造业发展重要地位的国家已经经历过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过程，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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